苏轼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，正值西夏元昊变乱之后。凤翔民众支边巩边，财力匮乏，生产凋敝，酒业更为萧条。加之朝廷曲禁过严，酒类官酿，经营者苛利甚重，私酿者常遭杖责、流放之苦。原来“开坛香十里，隔壁醉三家”的酒店，十存二三，亦濒临倒闭。他对凤翔酒业发展颇为关注，在遍访缘由后，他于嘉佑七年（1062）上书朝廷，提出“官榷与民”的主张。即：取消曲禁，官酿私酿并存，官家可用征收经营坐商税和贩运酒类行商税的办法获得酒业收入。并在《上韩魏公论场务书》中，充分阐述了“官榷与民”的理由。“从轼之说，而尽于民，失钱之以贯计者，轼尝粗较之，岁不过二万。失之于酒苛，而偿之于税缗，是二万者，未得为全失也”。他从政治、经济两方面说明“官榷与民”的好处是国家收入不减，而商贾百姓也能得到利益的道理。即使酒税收不回来，落在百姓手里，也便于其休养生息，由穷变富，积聚财力，巩固边防。朝廷遂即准允实施，使柳林酒和整个凤翔酒业生产迅速恢复得以蓬勃发展。酒税成了当时官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。据《文献通考》和《凤翔县志》载：“宋神宗熙宁十年（1077年）之前，全国白酒作坊共184家，凤翔就占56家，凤翔酒税收入在天下诸州酒税定额中居第三位。每年为国家财政上缴20万贯以上税缗，凤翔成了全国闻名的酒乡”。同时，民间酿酒的大发展也促进了酿酒技术的不断改进，作“酒母”用水从刷案水改为泉池天然水，还出现了用老曲末接新曲团表面的新方法。久负盛名的橐泉酒质量不断提高，促进了宋代经济的发展。